“提高生产率即可实现增长”“劳动力应该转向生产率高的行业”。这些观点在许多人的计算与认知中属于如何实现涨薪的标准答案。
但前日本央行调查统计局长门间一夫，近日在新书《读懂日本经济》中给出了一系列颠覆性的观点。他用“半导体”和“美发店”分别指代技术与需求驱动的不同行业，指出生产率难以提升的服务行业也会带来增长，而一味地提升生产率有时会对其他经济主体产生负面影响。
这本书详细阐述了有关“生产率”的认知陷阱，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如何看待微观与宏观、如何看待个体的选择和努力，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什么行业穿越周期？
“半导体”和“美发店”都可能有光明的未来
有种观点认为，“应将劳动力和资本从生产率低的行业转向生产率高的行业”。
半导体、计算机等技术驱动增长的行业是生产率高的代表，美发店等需求驱动增长的行业则是生产率低的典型。
半导体、计算机这些领域的技术创新日新月异，生产率呈现出惊人的增长态势，其他行业很难实现同等程度的生产率增长。而美发业，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其服务模式始终是“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提供剪发服务”。虽然可通过优化操作流程、提升服务体验等方式实现边际改善，但是很难实现革命性的生产率突破，例如一个人同时为10个人理发。
但实际上是不是只生产计算机、半导体等生产率高的产品，经济就能飞速发展呢？答案并非如此。
理发师在任何时代，都是社会中不可或缺的职业。经济发展需要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在供需上匹配。同时，在美发行业内部，性价比较高的店铺能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而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高效分工协作正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机制。
在半导体和计算机等行业，随着生产率持续提升，产品价格常常会不断下降，倘若考虑到性能提升，实际价格的下降则更为明显。相反，在美发等许多服务行业，即便生产率没有显著提升，服务价格却仍趋于上涨。日本整体上属于低通胀国家，服务业价格虽不会大幅上涨，但相较于半导体等行业，其服务的“相对价格”实际仍在持续上升。
此外，还有产业间联动效应与总需求增长情况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半导体行业从业者一样需要美发服务，因此高生产率行业的“增长成果”，会通过价格机制传导至生产率难以提升的服务行业。如果半导体行业劳动者收入丰厚，为其服务的理发师的收入也会随之上涨，包括理发在内的整体行业工资水平也可能水涨船高。如果顾客愿意为更优质的服务支付更高的费用，那么能够满足此需求的理发店，便可以通过提升服务品质来实现自身生产率的提升。
相反如果因需求疲软导致美发店收入大幅下降，即便其投资购买无人收银台或会计软件，也难以真正提升生产率。
在分工发达的经济体系中，“依靠生产率优势盈利的行业”与“依靠价格与服务优势生存的行业”，都能够凭借各自的特性与优势和谐共存。
创新、数字化一定能推动增长吗？
关键是如何分配创新成果
提升生产率的努力往往会分出赢家与输家。例如，企业通过缩减亏损业务和裁员来实现效率提升──从企业自身视角来看，生产率确实会明显提高。然而，被解雇的员工往往不得不重新找工作，且通常要面临工资下降或就业不稳定等问题。这会抑制整体需求，从而导致宏观经济生产率提升变得越发困难。
同理，针对日本货币政策最常见的批评是“低利率环境会使得低效企业得以存续，从而拖累潜在增长率”，而这种批评通常基于一个假设：让生产率低的企业退出市场，其占用的人力与资金自然就能转移到高增长领域。然而，这种转移机制是否真的有效？那些在低效企业中坚持到最后的劳动者，能否尽快在高增长企业找到高薪工作？事实上，如果强行淘汰低生产率企业，很可能导致失业率大幅上升，给经济造成收缩压力。
此外，如果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成功开拓出新的市场需求，那必将迎来快速发展机遇。但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某些创新只是抢占了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
以GAFA等高增长巨头企业为例，它们在迅速崛起的同时，也对现有商业模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破坏。尤其是平台型商业模式，其核心特征往往是“赢家通吃”，这种模式在创造巨大商业价值的同时，也使输赢分界趋于模糊，致使难以清晰评估其对宏观经济生产率的整体提升作用。正如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美国那样：GAFA市值急剧膨胀，但整个经济层面却出现了关于“长期停滞论”的激烈讨论。
一般而言，即便在创新过程中会分出赢家和输家，如果这是健康竞争的结果，那么总体上仍会对宏观经济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通过市场竞争，推动整体附加价值创造水平提升。然而，实际上这种“正和博弈”所带来的积极作用可能程度有限，且其影响随着时代变化而不同。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面对来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赶超压力，发达国家唯有实现重大创新并合理分配创新成果，才能在“正和博弈”中继续获益。
此外，日本政府将“数字化”和“绿色转型”定位为经济增长战略的两大核心支柱，这已通过经济政策讨论达成普遍共识。数字化有望通过提升工作效率、催生新业态等方式显著提高企业和组织的生产率。从这一角度看，数字化无疑是股票投资中颇具吸引力的话题。然而，数字化能否真正推动宏观层面的生产率提升，即实际GDP增长，尚未有明确结论。
第一，数字化虽然带来了“生活更便捷”“工作效率提高”等变化，但并不一定会带来“工资上涨”或“GDP增长”。以远程办公为例，它减轻了通勤负担，还能让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兼顾家务劳动，益处很多。新冠疫情期间远程办公迅速普及，但有多少人因此提高了工资？如果无法形成“工资上涨—促进消费—GDP增长”的传导链条，宏观层面的生产率就难以提升。
当然，即便GDP没有增长，倘若工作变得更轻松，社会福祉（生活满意度）也能得以改善，这本身就是重大进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将这些变化描述为“生产率提高了”。但政府与经济学家所讨论的生产率，其衡量标准始终是GDP。如果无法证明“远程办公带动了GDP增长”，那么在增长战略语境下，远程办公就不具备提升生产率的实际意义。
第二，数字化刺激部分行业需求的同时，有可能会抑制其他行业需求。仍以远程办公为例，其普及虽带动了个人电脑、IT服务和通信设备消费，但也减少了通勤和出差频次，降低了对铁路、航空等交通部门的消费需求。新增需求与流失需求孰多孰少，难以准确预判。
第三，数字化带来的工作效率提升，可能导致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进而成为抑制工资上涨的因素。至少在新冠疫情之前，学界对于信息技术对就业与工资的影响，更多关注的是其潜在的负面冲击。2013年，牛津大学研究者发表论文指出，未来一二十年内，美国约47%的就业岗位面临高度自动化风险，这一结论曾在全球引发广泛关注。
然而，也有研究将分析聚焦于可自动化的具体工作任务而非笼统的职业类别，据此估算，在OECD国家中，面临高度自动化风险的就业人口比例仅约为9%。此外，尽管自动化可能替代部分人力，但也确实会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只是难以保证这些新增岗位属于“优质”工作。有观点认为，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IT与机器人普及，影响之一是削弱了依赖经验和手艺的中等技能劳动者的市场价值，加剧了部分高技能岗位与低技能岗位之间的两极分化。
第四，通过大数据应用等路径开拓新市场，被视为数字化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但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对既有产业和商业模式的颠覆性破坏。正如前文所述，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美国，GAFA迅猛发展的同时，社会上也弥漫着对经济可能陷入长期停滞的悲观情绪。
综上所述，数字化对经济增长同时具有拉动和冲击的双重作用。过去的经济增长本身就是一系列技术创新积累的结果。今天所说的“数字化”，是否确实与以往的技术变革存在本质性不同，其影响是否偏向积极一面，目前，仍未可知。
通常情况下，产业结构调整既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新机遇，也可能转化为经济运行的负担。而最终走向何方，并不主要取决于“数字化”等战略本身，而更多取决于再教育、社会保障制度等更广泛的宏观经济政策安排。
需要破除认知陷阱：
“提高生产率即可实现增长”
以上书中对行业、产业的观点和结论，总结成一句话就是“提升生产率的努力有时会对其他经济主体产生负面影响”。这似乎是在突破有关技术、创新、生产率的通常叙事。
因为当被问及“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或“涨薪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时，许多人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提高生产率。这个常被视为“标准答案”的回应，看似合理，实则过于空泛，缺乏实际指导意义。
从宏观视角来看，劳动生产率通常以实际GDP除以劳动投入（总劳动时间）来衡量。中长期来看，劳动投入受人口结构变化的制约，增长空间有限。因此，探讨如何提升中长期经济增长率，就等同于探讨如何提高生产率的增长率。如此一来，“经济增长需要提高生产率”这一表述，就如同“为了不生病就要保持健康”一般，虽逻辑正确，但无法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政策启示。
而这一概念转换背后，潜藏着认知陷阱：一旦在讨论中以提高生产率完全替代促进经济增长，便容易滋生出一种缺乏依据的乐观情绪──仿佛只要全体国民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实现增长目标。之所以会产生这种错觉，主要源于以下两个误解。
首先，日本社会普遍存在一种看法：日本生产率水平偏低，因此存在巨大提升空间，且刻不容缓。但生产率的国际比较表明，不应过分强调或简单化这种差距。
其次，由于提升生产率是大多数企业的共同目标，人们很容易据此认为，只要将个别企业的成功经验复制、推广到全国，就能提高整体劳动生产率。诚然，不少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自身的生产率，但这也容易造成一种认知偏差：似乎只要政府帮助落后企业效仿这些做法，日本的生产率便能迅速跃升。类似的逻辑广泛存在于“提升中小企业生产率”“提升服务业效率”等讨论中，其隐含逻辑是：微观层面上落后企业效率的改进，可直接转化为宏观经济水平的整体提升。
宏观经济并非微观个体的简单加总。不同经济主体之间千差万别，各有优势与短板，并形成错综复杂的竞争与互补关系。因此，不能简单套用个别微观案例的逻辑，去推演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规律。归根结底，经济增长绝非“所有企业都努力奋斗，就能实现国家繁荣”那般简单。
在深入探讨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联系时，至少需要考虑以下3点：第一，不同行业特性的差异，决定了生产率提升难易程度不同；第二，某一经济主体提升自身生产率的过程，有时会对其他经济主体产生负面影响；第三，微观层面的努力往往难以扭转决定宏观经济走向的“大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