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学苏日放弃台湾实现战略稳定

朱头山 (2026-09-27 16:34:44) 评论 (2)

2026年9月习近平访美以后,中美正式公布了八项成果与共识。其中第一项不是贸易,也不是台湾,而是双方同意建立:“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表述值得注意。什么是“战略稳定关系?”,这里可以以二战期间的苏日关系来作参照。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通常被描述为两个阵营之间的殊死较量:德国、日本、意大利组成轴心国,美国、英国、苏联、中国组成反法西斯同盟。但如果仔细观察战争期间苏联与日本的关系,就会发现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两个分别属于敌对阵营的大国,在1941年至1945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却成功避免了彼此之间的战争。

这种关系并不是建立在友谊、意识形态认同甚至真正的相互信任之上。恰恰相反,苏日之间存在深刻的不信任和领土矛盾,1939年的诺门罕战争更证明双方完全具有大规模交战的可能。然而,1941年4月苏日签订《中立条约》。条约规定,如果一方受到第三国军事攻击,另一方在整个冲突期间保持中立。德国两个月后入侵苏联,日本没有趁机从远东攻击苏联;同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加入太平洋战争以后,苏联也没有立即参加对日战争。而且苏联如约终止了对中国的一切援助,东北抗日联军也撤出了东北进入苏联境内,战争期间未发动对日本的骚扰。

这一段历史,对于理解今天可能正在发生变化的中美关系,具有特殊启示。日苏中立的本质不是友谊,而是战略克制。苏联与日本之所以能够维持四年多的和平,并不是因为双方突然成为朋友,而是因为双方都面对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

对斯大林而言,纳粹德国是苏联生存的最大威胁。苏联绝不能同时在欧洲和远东进行两场大规模战争。对于日本而言,在中国战场已经投入巨大力量,1941年以后又同时与美国、英国和荷兰作战。如果再与拥有庞大陆军的苏联开战,日本同样可能陷入无法承受的多线战争。

于是产生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战略平衡:苏联有能力威胁日本,却选择不进攻日本;日本有能力牵制苏联远东,却选择不进攻苏联。双方从这种“有能力而不用”的状态中获得的战略利益,可能远远超过真正发动战争。

更有意思的是,这种默契甚至容忍了双方间接帮助自己的敌人。战争期间,美国大量租借援苏物资通过北太平洋运往符拉迪沃斯托克。1943年美国驻符拉迪沃斯托克外交官甚至称,该港是跨太平洋租借援助“绝大部分”物资的入口和转运港。

日本当然知道这些运输。美国海军历史资料指出,日本知道美国物资通过悬挂苏联国旗的船只运往苏联,却没有攻击,因为东京担心攻击苏联船只会把苏联拖入对日战争。

这形成了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大国默契:我知道你正在帮助我的敌人;你也知道我知道;但是只要这种帮助没有突破我的核心安全底线,我仍然选择不把冲突升级为战争。这可能正是苏日关系最值得今天借鉴的地方。

国际关系中存在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悖论:军事力量越强,并不一定越需要使用军事力量。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能力改变现状,它只能接受现状;如果它刚刚获得改变现状的能力,战争诱惑可能增加;但如果它已经形成明显的军事优势,反而可能发现,“拥有改变现状的能力但暂时不使用”,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战略资产。简言之,这就类似孙子所提出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战争的最高境界的思想。

这对于今天的台湾问题尤其值得思考。中美一直把台湾问题作为两国关系的根本性问题,其实并非如此!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但可以是一百年后,邓小平默认在中美建交后,美国可以给台湾输送武器,执行“对台湾关系法”。这些说明,台湾对中国只是个面子问题。相比之下,美国对台湾的态度更认真点,因为有个法律,但更多的还是出于实力地位和国际声望,亚洲盟国把美国对台湾的承诺看作美国信誉的标杆。因此,才会出现1996年美国航母联队直插台湾海峡的事件!

过去几十年,中美围绕台湾的博弈结构相对清楚。美国向台湾提供武器、维持军事存在并保留介入台海战争的能力;中国则努力提高阻止美国介入和控制台海周边战场的能力。

但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特别是导弹、海空军、无人系统、太空侦察以及区域拒止能力的发展,美国介入台海战争所需要承担的军事和经济成本已经显著增加。美国对伊朗战争的现实也证明,美国对付伊朗尚且困难,是很难介入一场在中国眼皮底下进行的大规模战争而取胜的。

有人会认为,中国会利用美国力量的下降期,尽快拿下台湾,因为时不再来,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但习近平也会产生另一个想法,如果实力对比已经在自己一边,那么立即通过战争解决台湾问题的必要性反而可能下降。

战争会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经济制裁、国际贸易中断以及中美直接军事冲突风险。即使军事行动成功,也要承担战后治理、经济重建以及长期国际关系恶化的成本。相比之下,如果北京已经能够通过军事演习、海空力量部署和其他手段显著改变美国与台湾的风险计算,那么“保持解决问题的能力”可能比“立即解决问题”更加有价值。

这会产生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变化。过去,人们通常认为台湾主要是中国必须解决的战略问题。但如果大陆在台湾周边拥有越来越强的军事主动权,那么台湾同时也可能成为中国与美国进行战略博弈的一种杠杆。因为现在美国比中国更怕在台湾发生战争,台湾问题对美国变得更像个面子问题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提出将不会把拿下台湾作为其战略目的,只要台湾不独立,不反华,中国可以容忍它一直保持现状。这对美国是个非常大的示好,结果可能为两国建立一种以相互战略克制为特征的战略稳定关系奠定基础!当然,这样的目标中国不会公开宣示,美国也不会,这也就是这次中美宣言没有提台湾的原因!

这与1941—1945年的日苏关系有一个有趣的相似之处。苏联没有要求日本变成盟友,日本也没有要求苏联停止接受美国援助。双方真正交换的是:战略克制。日本不给苏联开辟第二战场,苏联也不给日本开辟另一个北方战场。

2026年的中美元首会晤值得放进这个框架观察,真正可能出现的交换更加抽象,却也更加重要:中国降低以战争改变亚洲现状的风险,美国降低把中国作为必须全面遏制的战略敌人的程度。双方仍然可以竞争,美国仍然可以保持亚洲军事存在;中国仍然可以发展军力。美国仍然可以与台湾保持关系;中国仍然可以保持对伊朗的经济和外交关系。美国可以与日本、菲律宾保持联盟;中国可以与俄罗斯、伊朗等国家合作。双方甚至仍然可以在技术、贸易、人工智能和国际影响力方面激烈竞争。

但竞争之上出现一条更高层次的原则:双方不把每一个局部矛盾都升级为决定国家命运的零和冲突。这就是所谓的战略稳定关系!

但日苏关系同时提供了一个重要警告:日苏中立并不是永久和平。1945年德国战败以后,苏联最大的战略威胁消失,维持对日中立的价值随之下降。1945年8月,苏联最终参加对日战争。

这说明战略稳定不是建立在道德承诺上的。它建立在利益结构上。只要双方认为和平比战争有利,稳定就能够维持;一旦这个计算发生根本变化,原来的默契也可能迅速瓦解。

这同样适用于未来的中美关系。因此,一个真正稳定的新型中美关系不能仅仅依赖某一届美国总统、某一次峰会或者某位中国领导人的个人判断,而需要形成更加长期的结构:双方都相信战争无法带来与成本相称的收益;双方都相信对方不会利用自己的克制无限推进;双方都保留足够的军事能力,使对方不敢轻易打破均衡;同时又存在足够大的经济和全球利益,使双方愿意维持这种均衡。

因此,在台湾问题上,能保持战略稳定,需要中国在台海周边拥有足够强大的军事能力,而美国仍然拥有足以让战争代价极其高昂的军事、经济和联盟力量,那么中美之间或许也会保持这种关系。任何一方失去了这种能力,那平衡就会失去,就像苏联发现没必要害怕日本后,战争就开始了!

但至少是当下,或至少20年内,如果中美一直保持均势力,并秉持这种战略克制的博弈方法,对世界是件好事。因为,大国关系不太可能再延续以前的那种势力范围模式,在今天大国建立势力范围既困难,也忽略了台湾、伊朗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自身的政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