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庐山练（恋）
今天在微信小群里见到，同学老大在庐山花径前的留影，还是那么精神，很惬意享受！哦，我知道，他回乡度假了，旧地重游。
话说，1970-1980年代，大家都穷，南昌人若是能去一趟九江，上庐山，就算是出远门，那简直是见到了世面，若是能去一趟上海开洋荤，那就等同出国，上海人就是洋气，上海人只知道，“上海人、外国人，其他都是外地人，或者是乡下人”。
我第一次去庐山是1980年夏天，印象中，漫山遍野都是九江，武汉，南昌人，还有些上海人，因为九江是长江一个重要大码头，交通便利，长江客运舒适经济，适合武汉上海人穷游，山上那些年轻游客，穿着新潮，既有文青，也有小流儿，罗汉，混混。当然上海瘪三也夹杂其中。山上只要发生冲突，几乎就是武汉人与九江人之间厮杀。可以理解，那个时期，旅游还没有被完全中产阶级化、家庭化、拍照化，而是带着很强的江湖气和阶层混杂感。冲突一起，往往按地域抱团，武汉人与九江人“厮杀”，其实就是资源紧张、面子竞争和地域认同叠加的结果。
我那次上庐山谈不上什么旅游情调。没带照相机，说白了，那个年代，私人几乎都压根买不起相机，也没有旅游攻略，身上只带着几个冷馒头，走累了就喝几口山泉。早上上山，晚上下山，一日往返。毫无诗情画意，纯粹只是想，既然有人显摆旅游，咱也得去探探虚实，算是自我免疫。好像是，大家都接种了天花疫苗，我也得照仿，否则，我脸上会长麻子？说明旅游不是享受，而是“我也来过”的证明。
本来以为，我年轻，爬山应该不在话下，谁知道，到了好汉坡，才知道这个“好汉”不是白叫的。爬到后来，好汉坡彻底变成了“狗爬坡”——哪里还有什么诗与远方，先把自己爬成一条狗再说。
现在回过头来看，年轻的时候，我们以为是在旅游，其实很多时候，只是在确认：别人走过的路，我究竟要不要走一遍。带有“从众免疫”或“社会模仿”的性质？
两千年前，文人墨客是“登庐山—写诗—刻字”；1980年，南昌崽粒子的我，是“登庐山—吃冷馒头—喝山泉—累得狗爬”；今天的人则是“登庐山—拍照—发朋友圈”。古人用酒肉和诗给庐山打卡，我用脚冷馒头泉水给庐山打卡。苏东坡到了庐山，留下“不识庐山真面目”；我到了庐山，才知道，好汉坡原来可以把好汉变成狗。
我现在居住在多伦多，世界上所有事例都是如此，包括出国？
某种程度上是的。出国也常常不只是为了看世界，而是为了获得一种“我见过”的身份免疫。只是层次不同：庐山是省内世面，上海是全国世面，出国是世界世面。很多人第一次出国，也未必真有多少诗情画意，可能只是穷游、跟团、打工、探亲、留学，手里拎着方便面，住廉价旅馆，半饱状态，但回来以后，心理上就多了一层“我也见过”的底气。
不过也要看到区别：去庐山、上海，再远也还在中国社会内部，语言、货币、身份体系基本连续；出国则涉及签证、海关、语言、种族、法律、外汇管制，冲击更大，也更彻底。所以出国不完全是“庐山的放大版”，它有时会真正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而不只是增加一层社会免疫。
人到底是为了看世界而出门，还是为了不被别人比下去而出门？1970—1980年代的庐山，可能两者都有。今天的出国、旅行、留学、移民，也未必没有同样的成分。只是我们更愿意把它包装成“诗和远方”，而不太愿意承认，里面也有冷馒头、山泉、半饱和“别人有，我也得有”的倔强。
我從廬山回家後，見到一位老先生，抗戰前，他也是從好漢坡登上山，路途遇見蔣总裁，坐在轿子上，跟周圍人打召呼，一口浙江官話「儂切過飯嗎」。那個年代，民眾很單純，保衛工作也粗糙。
我的庐山练（恋）
憨大头 (2026-09-23 18:55:40) 评论 (0)我的庐山练（恋）
今天在微信小群里见到，同学老大在庐山花径前的留影，还是那么精神，很惬意享受！哦，我知道，他回乡度假了，旧地重游。
话说，1970-1980年代，大家都穷，南昌人若是能去一趟九江，上庐山，就算是出远门，那简直是见到了世面，若是能去一趟上海开洋荤，那就等同出国，上海人就是洋气，上海人只知道，“上海人、外国人，其他都是外地人，或者是乡下人”。
我第一次去庐山是1980年夏天，印象中，漫山遍野都是九江，武汉，南昌人，还有些上海人，因为九江是长江一个重要大码头，交通便利，长江客运舒适经济，适合武汉上海人穷游，山上那些年轻游客，穿着新潮，既有文青，也有小流儿，罗汉，混混。当然上海瘪三也夹杂其中。山上只要发生冲突，几乎就是武汉人与九江人之间厮杀。可以理解，那个时期，旅游还没有被完全中产阶级化、家庭化、拍照化，而是带着很强的江湖气和阶层混杂感。冲突一起，往往按地域抱团，武汉人与九江人“厮杀”，其实就是资源紧张、面子竞争和地域认同叠加的结果。
我那次上庐山谈不上什么旅游情调。没带照相机，说白了，那个年代，私人几乎都压根买不起相机，也没有旅游攻略，身上只带着几个冷馒头，走累了就喝几口山泉。早上上山，晚上下山，一日往返。毫无诗情画意，纯粹只是想，既然有人显摆旅游，咱也得去探探虚实，算是自我免疫。好像是，大家都接种了天花疫苗，我也得照仿，否则，我脸上会长麻子？说明旅游不是享受，而是“我也来过”的证明。
本来以为，我年轻，爬山应该不在话下，谁知道，到了好汉坡，才知道这个“好汉”不是白叫的。爬到后来，好汉坡彻底变成了“狗爬坡”——哪里还有什么诗与远方，先把自己爬成一条狗再说。
现在回过头来看，年轻的时候，我们以为是在旅游，其实很多时候，只是在确认：别人走过的路，我究竟要不要走一遍。带有“从众免疫”或“社会模仿”的性质？
两千年前，文人墨客是“登庐山—写诗—刻字”；1980年，南昌崽粒子的我，是“登庐山—吃冷馒头—喝山泉—累得狗爬”；今天的人则是“登庐山—拍照—发朋友圈”。古人用酒肉和诗给庐山打卡，我用脚冷馒头泉水给庐山打卡。苏东坡到了庐山，留下“不识庐山真面目”；我到了庐山，才知道，好汉坡原来可以把好汉变成狗。
我现在居住在多伦多，世界上所有事例都是如此，包括出国？
某种程度上是的。出国也常常不只是为了看世界，而是为了获得一种“我见过”的身份免疫。只是层次不同：庐山是省内世面，上海是全国世面，出国是世界世面。很多人第一次出国，也未必真有多少诗情画意，可能只是穷游、跟团、打工、探亲、留学，手里拎着方便面，住廉价旅馆，半饱状态，但回来以后，心理上就多了一层“我也见过”的底气。
不过也要看到区别：去庐山、上海，再远也还在中国社会内部，语言、货币、身份体系基本连续；出国则涉及签证、海关、语言、种族、法律、外汇管制，冲击更大，也更彻底。所以出国不完全是“庐山的放大版”，它有时会真正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而不只是增加一层社会免疫。
人到底是为了看世界而出门，还是为了不被别人比下去而出门？1970—1980年代的庐山，可能两者都有。今天的出国、旅行、留学、移民，也未必没有同样的成分。只是我们更愿意把它包装成“诗和远方”，而不太愿意承认，里面也有冷馒头、山泉、半饱和“别人有，我也得有”的倔强。
我從廬山回家後，見到一位老先生，抗戰前，他也是從好漢坡登上山，路途遇見蔣总裁，坐在轿子上，跟周圍人打召呼，一口浙江官話「儂切過飯嗎」。那個年代，民眾很單純，保衛工作也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