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3日中午12时,我和姐姐,国丽文登上笔架山,面向波涛奔涌的大海,撒下了爸爸妈妈的骨灰。那一刻,没有喧嚣，没有鼓乐,没有仪式,没有祭拜,也没有人围观，没有人指挥,没有人主持,没有人讲话。我们三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做着这一切。我们的心随着海浪奔向远方，奔向爸爸妈妈前往的地方。我们面朝大海，向爸爸妈妈倾诉心声。我们泪流满面站在一起，手拉着手，仰望天空，喊着：”爸爸妈妈，我们想念你们！”
爸爸妈妈离开的七年时间里，每当他们的忌日、清明、中元节、春节，朋友们都陪我一起祭奠父母。我们用全部的心思和爱意叠出一只只千纸鹤，精心策划制作父母喜欢的美食，摆出不同花样的祭品。每次祭奠前的一段时间里，我都以泪洗面，把写给爸爸妈妈的信和姐姐唱给他们的歌用录音机录下来，在仪式上放给他们听。每一次都是肝肠寸断的经历。七年半的时间，我的心一直在黑暗中挣扎，我走不出无边的痛苦和悲伤。那时候，锦州的墓园建设方兴未艾，父母的骨灰一直静静地存放在殡仪馆里。我经过长久的思考有了一个成熟的想法:将父母海葬。当时这个想法不符合潮流，所以一直等着姐姐和弟弟回来时协商。
2005年夏季，弟弟回来，祭拜父母之后，因公事匆匆回去了。临行前弟弟嘱咐我一定寻找一个最好的墓地，将父母下葬，所有的费用由他支付。这个提议让我心情很复杂，我知道，这是我无法逃避、必须面对的事情。我和国丽文专程去了“帽山公墓”，在咨询有关事宜时，墓地的管理人员向我们举例说：某某高官、某某富商的墓地规格最高十几万，某片墓地最便宜几千元。我俩在那里走了一圈，一片片稠密的墓碑和狭小的空间给我的只是压抑和郁闷。我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我咨询了举办“集体海葬”的部门，听了他们的介绍后，我决定不参与“集体行动”。人的生老病死都是个人的事情，为什么要“集体”?每个人对生命的理解不一样，我接受不了那些“程序”和“仪式”。
2009年夏天，姐姐回来了，我们正式讨论这个问题。一致见解是：不在锦州的墓地下葬。这里的墓地只有十几年的历史，在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墓地几经铲除迁移，最近的一次大规模迁移发生在九十年代,充满了不稳定因素。现在的墓地保留期以二十年为限，如果二十年后不补办手续,可能另有安排。这还是目前最好的公墓,很多墓地为私人承包，各种政策可能随时变更，风险更大。
重要的是,葬在墓地不是父母的心愿。爸爸妈妈生前，这个城市开始筹建墓园，多次上门推销墓地,他们都是拒之门外,不予接受。我和妈妈散步时,偶尔遇到搭灵棚的事情，妈妈的观点都很明确：什么都不要操办,什么都不要留下。爸爸妈妈没有给我们留下遗嘱，但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几十年，我了解他们的生死观和处世之道。
我们不选择墓地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那里有着和活人一样的世界，有豪华别墅和普通住宅，还有经济房，我们如果要买墓地，无论哪一种，都是违心的。我们不想让父母与豪门为邻，也不想让他们与贫困为伍。
给父母开告别会的时候，殡仪馆的人员问我：“什么级别？是否有盖旗的资格，要开个证明来。”我说不出的悲愤，人都不在了，还用这一套陈腐的观念来划分等级，表明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不平等。我拒绝了去证明什么，也拒绝了覆盖大旗。我父母的生命，他们生命的价值，会因为这一切，有丝毫改变吗？不会。我不希望父母的在天之灵再去感受这种不公平。
对于我以上的看法和观点，姐姐全部同意。她希望将父母的骨灰带到美国下葬，因为美国墓园经历百年以上的沧桑，稳定、安全;全家多数人口和后代在美国;妈妈生前多次遗憾自己没有考公费留学，特别是1946年她最后一次公费留学机会因成家而放弃了。
我理解姐姐的想法，也有自己的坚持：我希望为父母海葬，具体地点是辽河。辽河岸边是我们的祖辈和父辈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我们的故乡，虽然我们的祖坟被辽河淹没了，但它最终还是汇入渤海。现在我找不到辽河了，我们的选择只能是渤海。
父母生前，每当听到什么人海葬的消息，他们会露出赞许的神情。海葬是爸爸妈妈欣赏的方式，它可以使父母与天地日月同在，无论我们在地球的哪一方，都可以面朝大海祭奠他们，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世世代代。
我和姐姐把我们共同的想法和不同的意见写了出来，用电邮发给弟弟，告诉他，我们通过反复沟通、讨论和理解，不会固持已见，可以相互妥协，希望他提出自己的见解，不管相同还是不同。弟弟的回答很简捷、明确：同意二姐意见。
我们如释重负，完成了父母的心愿，解脱了我们自己。我们不相信“入土为安”。我们相信人有灵魂。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祖先的灵魂最受骚扰和侵害的，都是因为“入土”。我们所理解的父母信仰，理解的历史责任，是为父母做到终极关怀，为子孙免除忧患。我很欣慰，父母在天地之间永存，他们永远在注视我们，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姐姐嘱咐我，以后不要再烧纸了，污染环境，伤心害体。对父母最好的纪念是继承他们的人格品行，做像他们那样的人。
大海，也将是我生命走向终点时的最后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