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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GT事件是资本的锅吗？层层外包明明是中国传统
文章来源: 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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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月5日的GT上海站比赛中，有选手赛车被撞击后爆燃，车手被困座舱，荷兰车手哈托格停车弃赛，冒着危险用灭火器压制火势并把被困者救出。
因现场救援不符合国际汽联标准要求（救援车30秒内抵达、消防员1分钟内完成处置），且现场直播出现“车手已自行离开赛车”的误报，引发巨大争议。事件在国际上持续发酵，多支车队宣布退出GT上海站比赛。
国内官方媒体也提出了批评，曝光赛事运营方将赛道消防、医疗救援、安保等核心安全模块整体打包，外包给第三方服务商。此事导致安保预算在层层转包后大幅缩水，到岗人员日薪极低，且没有专业培训。虽然网传的“日薪60元”等数字尚待官方确认，但“层层外包导致安全体系失能”的核心问题已被多家媒体揭露并讨论。
每逢这类事件，都有无数人习惯性归咎于资本，认为是资本的逐利本性导致层层外包。这年头，批评资本是最流行也最没风险的事情之一，毕竟村长科长都比“资本家”派头大。
可在我看来，动辄将社会问题归咎于资本，是智力懒惰和智识低下的表现。资本并非某地独有，赛车乃至足球篮球网球棒球等专业赛事，在欧美国家都运行多年，资本运作更是起码有几十年经验（足球等甚至有百年经验），为何规范得多？F1的商业帝国比GT庞大何止百倍，为何其赛道救援体系能维持数十年的可靠运转？
许多社会问题也是如此，当你将一切归咎于资本时，是否想过同类资本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有，为何在许多地方没有如此严重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文化传统和现代文明的不兼容。所谓层层外包，其实自古有之，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传统。古代统治阶层的习惯，就是上面有任务，那就向下层层加码，比如各种苛捐徭役，如果上面发钱下来，那就层层盘剥，比如各种赈济粮款……这不是什么资本运作，而是典型的传统运作。
层层外包的反复出现、反复出问题却始终无法根除，就是因为这种“文化底色”。它实际上一种近乎于基因本能的治理习惯，历史纵深远远超出“资本”的诞生时间。
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钱弘俶在位期间就试图用“包税制”来解决“国用日蹙、征管乏力”的财政困境。他采用的是“政府授权、民间承办、定额上缴、超收自留”的委托征收模式，朝廷将特定区域或税种的征收权分包给地方豪族、寺院或商人团体，承包者预缴定额，然后在约定范围内自主征收。这不就是整体打包给第三方，然后再层层分包的模式吗？
近年来出版市场审查严格，“中国历史”成为安全又能忽悠人的赛道，无数人扎堆其中，鼓吹历代王朝，尤其是宋明两朝。有人甚至认为宋朝有宪政萌芽，又将一些案例牵强附会为现代法治，有人则吹捧朱元璋的血腥治贪，却不知道明代贪腐之严重，根子在朱元璋时代就已埋下，他的小农治国从不是为了民众福祉，只是为了朱姓子孙。
包税制这个玩意儿，在宋代和明代也有沿袭，而且变本加厉。宋代有“买扑”，元代发展为“包银”，明清时期渗透到盐引、茶引等专卖制度中。明中后期，即便在“自封投柜”这样看似由官府直接征收的制度下，实际运作仍然依赖于“总书”“银头”这些中间代理人。他们向下负责征税，向上对官员负责，本质上就是包税人。清代的厘金制度更是将这种模式推向极致：朝廷设卡抽厘，但具体征收由各级官吏和书役层层经手，结果是“层层剥削，竭泽而渔”。这套模式压根就与“资本”无关，它只不过是财政压力大、治理能力差的产物。权力体系需要运转但又无力完成征税任务，就选择外包。
有人会说，包税制只是财政层面的做法，而且西方也有啊。这话没错，早在古罗马时代，就曾大规模进行包税制，欧洲中世纪也曾有许多地方采用此制度，但跟中国一样，它都是权力下的产物，与“资本”无关。反而是西方进入社会转型后，包税制就消失了，比如英国1683年就取消包税制，比工业革命早了半个多世纪，法国则在大革命期间宣布废除包税制。换言之，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恰恰杜绝了包税制。
如果觉得包税制局限于财政一隅，那也没问题，因为行政层面的“层层外包”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以清代为例，朝廷下达的钱粮上缴、司法审判、社会治安等刚性任务，实质上是针对州县官一人“发包”。州县官再将任务转包给书吏，书吏再转包给衙役，衙役组成“工作小组”承接，责任链条依次传递给乡约、里正乃至士绅乡民。在这个链条中，每一层都在“承包”，每一层都在“转包”，每一层都在将不确定性向下传递。
这套逻辑直至今天在中国仍然十分普遍，只是换了载体。以前说一个官员“有魄力”，往往跟招商引资、土地拆迁这样的“大手笔”有关，给全市各部门都摊派招商任务，或是大手一挥就拆掉半座城，都是典型的“大手笔”。这其实是权力不受约束的产物，赞美这样的人，说明赞美者的思维也处于前清时代。在这个模式里，上级下达的招商引资、土地拆迁、环境整治等任务，经市县政府转包至乡镇，再以转包方式连接村干部，组成“职责共同体”。当编制约束收紧、预算压力增大时，地方政府大规模使用“编外人员”来承接任务。这些编外人员不享有体制内编制的稳定性、薪酬福利与晋升渠道，却参与执法等涉及公共权力的行动。当然，他们也是最终承担风险的人，也就是每逢出事必然背锅的“临时工”。
为什么世界历史上各国都曾存在的包税制，在西方早早被现代法治体系所取代，在中国依然是一种近乎本能的治理习惯？这一点可以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说起。
费孝通所描述的差序格局，本质上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按亲疏远近向外推展的关系网络。在这个网络中，责任不是由制度明确界定的，而是由关系远近决定的。你对“自己人”负责，对“外人”则可以推卸。当上级将任务发包给下级，下级的第一反应不是“这是我的职责”，而是“我怎么把这个任务转出去”。因为转出去之后，责任就不再属于“我”，而属于“他”。
这种责任外推的文化逻辑，在以契约和法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中会被制度性地阻断。以F1赛事为例，它之所以能一直维持赛道救援的专业性，不是因为人的道德更高尚，而是因为一套从培训、认证到现场执行的许可体系，将每一个岗位的责任以制度化的方式锁定在个人身上。一个志愿者即使是外包的、不发工资的，也必须通过整套认证体系才能上岗。责任链是闭合的，无法通过“转包”来稀释。
而在中国的治理传统中，责任链从来都是开放的、可转包的。从州县官到书吏，从书吏到衙役，从衙役到乡约……每一层都可以将责任向下传递，而制度本身并不惩罚这种传递，因为制度的设计前提就是“上级无法直接完成任务”。当这种治理习惯遭遇现代赛事运营时，结果就是将赛道救援整体打包外包，但没有对下游任何一层转包方进行资质核验。这不是某一家公司的道德缺陷，而是文化惯性。
一个中国基层官员或是企业管理者，在面对压力时，思维模式会自动滑向“分包”和“转包”。因为在他的文化基因中，这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被反复验证过的“有效”策略。也因为在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中，责任外推的成本极低，而承担责任的风险极高。这种权力结构的历史，远远比“资本”更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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